“
实用和美感，是手表的两条不可或缺、不可分割的大腿，这是任何时代人们对手表的必备诉求。两者或孰轻孰重，但绝对缺一不可。”
众所周知，镭（Ra）元素是居里夫妇发现的，这是1900年之后才成熟的事，所以在此之前的怀表里我们看不到荧光设计，因为荧光还藏在沥青铀矿的矿渣中。奈何既生瑜何生亮，恰恰在镭可以做到表盘上发光的20世纪初期，电灯已相对普及了（爱迪生啊爱迪生）。表盘上的荧光照明基本上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。
一枚1918年售给美国大亨James Ward Packrad的小三针手表就有荧光指针，1920年售给同人的两地时怀表也有此设计，这明显和战争无关，半夜爬起来看手表？彼时“全球最亮”家庭之一非James Ward Packrad莫属啊，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时计？！
▲售给美国大亨James Ward Packrad的两枚百达翡丽
不光是James珍藏，翻阅博物馆图录重新“梳理”历史表款，尝试把握整个脉络就会发现，1925年前后采用荧光指针刻度设计的表款相对比较多。而到了1940年代，并未给战争军需品做什么贡献的顶级大牌PATEK PHILIPPE（百达翡丽）反而没做什么荧光指针刻度。
所以我大胆揣测，在1920年代佩戴一枚表盘指针刻度会发光的手表，是一种富人的独特时尚。而到了1940、1950年代，指针和刻度要做荧光、好像已是一种old fashion、反而比较少见了。荧光指针和刻度尽管和军表相关，但对于百达翡丽来说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设计元素，和任何实用意图毫无关系。
在军表时代，确实有很多军表采用荧光设计，这时候实用占据了上风，但彼时百达翡丽并非主要军表供应商，它的高端身价也没可能老惦记军表市场。所以，采用荧光这种实用主义的设计，并非是百达翡丽的传统。此外，萤光针偏宽偏硬朗，不适合所有表款，尤其小表盘，军表多荧光就是因为军表本身大而硬朗，正是绝配，其它大口径的品牌也多有荧光，但是百达翡丽的基因是优雅，不大需要硬朗，所以对百达翡丽自身而言，荧光的实用主义败给了美学。
▲印度大公所佩戴的Ref.1591A
印度大公戴着荧光Ref.1591A玩马球不会因为要在黑灯瞎火中策马奔腾吧；1950、60年代百达翡丽商务总监Georges Delessert用荧光Ref.1463A显然也不是为了半夜发电报给敌军啊；美国藏家企业家富二代赛车和帆船爱好者Briggs Swift Cunningham戴着荧光Ref.1463A显然为日间帆船赛而不是夜间游艇party呀！
▲（左）百达翡丽商务总监Georges Delessert佩戴的Ref.1463A
（右）Briggs Swift Cunningham佩戴的Ref.1463A
可以这么说，在1950年代做一款荧光指针和刻度的手表，在当时来说、那就是一种小众品味的复古。说小众，因为当时确实不多见----那并非当时百达翡丽的主流美学。
直到1970年代，大口径的运动风格的表款Nautilus问世，荧光才在这个系列里普遍应用，而普遍采用荧光设计的原因显然也并不“实用”，而是为了配合指针和刻度的比例与设计。
▲1976年，第一代Nautilus Ref.3700/1
可以看到的是，自从Thierry Stern忝掌帅印，百达翡丽的各款手表里，荧光指针和刻度又多了起来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配合更大气的表壳表盘，也是百达翡丽新时代美学的一个小小标志。
▲百达翡丽2016年新款Ref. 5204/1R-001（左）及Ref. 5930G-001（右）皆采用荧光刻度及指针
END
【表叔周记】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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